病毒來襲，持續超過一年的疫情打擊了各國音樂產業。在聚光燈照射範圍之外，還有衆多與音樂產業息息相關的從業者，無法從綫上演出分一杯羹之餘，更坐困現場演出活動歸零、手停口停進而坐吃山空的愁雲慘霧之中。
沒有了現場演出，線上演出能否代替？無法出國演出，原本打開了國際市場樂團歌手如何轉型？剛成立大約一個月的台灣東協造音行動就在5月29日舉行的國際線上研討會《疫情下的台灣、星馬音樂產業》，邀來台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音樂人分享臺灣和星馬音樂產業面對這波疫情沖擊下，如何轉型面對種種挑戰！他們分別為台灣《吹音樂》主編陳冠亨、新加坡音樂雜誌《Fresh Music》創辦人陳玉能、大馬音樂廠牌【動態度】創辦人陳升聖以及大馬音樂人謝佳旺。
台灣2020年享蜜月期
陳冠亨：在疫情下形成特別生態音樂節形態
研討會所探討的三個對象（台、馬、星），各個領域過去一年都受到疫情嚴重影響，也不約而同在2020年3月前後，因為嚴峻疫情實施隔離措施。其中台灣無疑是最幸運的：去年疫情控制得當，解封得早下，台灣音樂人還來得及在6月左右抓住夏天的尾巴，近乎每個月都有音樂節和大型演出，一路演出到2021年5月。
台灣著名音樂雜誌《Blow吹音樂》主編陳冠亨（阿哼）坦言，在3月出現第一波疫情時，舞臺表演紛紛取消，為現場演出支援音響、舞臺、燈光等硬體設備的產業首當其衝無工可開。“從以往頻頻趕場的風光淪落到“有機會接一接電綫、烤肉時裝個燈泡就好快樂、好有工作的感覺。
“隨後台灣政府推出了針對藝文工作者、總值11億臺幣的短期紓困計劃，但凡案子被取消者都可以申領補助以填補損失；也給深陷無米之炊的演出場館發放援助金，條件是爲社會或產業人士製作教育內容。有音樂人腦子轉得快，率先將周邊商品上架到網絡通路，並提交數位轉型費用向政府申請補助。
很快來到6月，疫情受控而解封後，“大家很快就回到原本的生活狀態裏面了”。各方蓄勢待發，政府再加碼4億臺幣，推出與現金等值的“藝文消費券”，供民衆申請抽獎，以帶動民衆到藝文領域消費。
各音樂季、專場演出死灰復燃，迅速恢復過往的榮景，從打頭陣的臺南浪人音樂季到2020年末的簡單生活節，中間大大小小的音樂活動，都在各個地方政府或嚴謹、或鬆懈的防疫規定下成功舉辦，有的參與人數甚至破萬，讓臺灣音樂產業享受了一陣蜜月期。
甚至還可以讓海外音樂人飛到臺灣感受演出現場而感動。”
去年的貴人散步音樂節，雖然有很多海外嘉賓沒辦法飛來參加，但最後還是有兩位來自荷蘭和英國廠牌的音樂人排除萬難過來了。他們兩位來到台灣後非常羨慕、一直打卡，被隔離的時候也覺得很快樂，荷蘭那位音樂人還跟我們説音樂現場還存在這件事讓他非常動。”中國疫情受控開始開放群聚時，也有些臺灣音樂人默默飛過去參加了當地的音樂節演出。
只是這樣的蜜月期也不是雨露均沾，總有例外。
“我覺得台灣的狀態很特別是因爲中央會給一個説法，然後交給地方去決定，所以比如説像臺北的音樂節還是臺南音樂節，他們要辦活動就比較容易一點；但在高雄就比較困難，因爲地方政府的決定比較嚴謹。我記得最受影響的就是滅火器當時要在高雄駁二港邊特區辦成團二十周年戶外專場，就被要求做到很多防疫的要求，比如説要劃出一個‘防疫漫遊區’，讓大家站在那邊看螢幕上的演出，因爲限制空間裏面只能有一定的人數。但是這個要求其實有點突然，而且會有很多成本上的問題，樂迷也有很多怨言，所以當時他們辦這個專場是有很多痛苦的。”
“然後到今年年初有一個很重要的音樂節叫大港開唱，在高雄同一個區域（駁二港）也是遇到類似的狀況，但他們有提前做好準備所以現場是沒什麼問題，只是現場體驗就跟以前很不一樣，大家不能邊走邊吃東西，而且只能在特定的範圍內喝酒，形成了很特別的、很不一樣的音樂節的生態，”也有靠海外巡演維持收入和運作的獨立音樂人，因爲各國紛紛封鎖邊境而受困，只好另尋出路。
“很多海外樂迷喜愛的大象體操和落日飛車，是不斷靠著各國巡迴演出來維持聲量和收入的，但疫情把這一切都鎖死後，他們就被逼得不得不思考要怎麼融入臺灣音樂產業的生態。像落日飛車的主唱國國就轉為接流行音樂製作的案子來做，大象體操也開始接了一些臺灣本地的案子，像翻唱還是戲劇跨界或是燈會主題曲製作，他們都和local產業鏈銜接上然後再去重新想象。”
新加坡阻斷措施小心翼翼
陳玉能：新加坡政府積極拋銀彈催化綫上轉型
面對過去一年多，起伏不定的疫情，新加坡政府實施的阻斷措施（Circuit Breaker）極度小心翼翼，力求萬無一失，因此對強調人潮的音樂產業可説是阻斷生路。
雖然作爲自僱人士的演出者可以向政府申領每個月一千新幣（約臺幣兩萬一千元），但在生活水平高居全球前列的新加坡終究不是長久之計。所幸新加坡政府設立補助金鼓勵所有行業積極轉型，因此在完全沒有實體演出的三月到十月
間，新加坡音樂人也利用輔助金催生大量的綫上演出。直到2020年十月左右，新加坡政府允許實體演出，但瞻前顧後的心態也給承辦演出的單位增加不小的成本壓力。
“一開始讓一百人入場時還沒什麼大問題，後來增加到兩百五十名入場觀衆時卻面臨‘可以容納上千人的場館也只能把人數限制在兩百五十人’的問題，若想把人數增加到兩百五十人以上，不是不行，條件就是主辦單位要先給每位觀衆做好抗原快篩才可以入場，”新加坡獨立音樂雜誌《Freshmusic》主編玉能這麽說。
抗原快篩確實可以最大程度杜絕感染可能，但是就算把團體篩檢壓到最低價，還是比原本的票價多出40%到50%，再加上一再改動的人數等限制，造成許多演出單位寧可承辦不需檢測觀衆的小型音樂會，也不再妄想大搞一場給自己蒙受不必要的篩檢支出。
但開放現場演出後，我們還是過了一把去看演唱會的癮，我去的是CharlieLim（林宇）在金沙劇院的演出。要知道金沙劇院可是能容納三千人的場地欸！但是做了檢測還是只可以進五百人。我一個人占據一排觀衆席，那種感覺真的很……奇怪哈哈哈！” 但後來疫情反復，政府再度收緊規定，一切又歸零。
不過，玉能坦承，從他自己創辦的Freshmusic網站的情況來看，的確有從封城期間大家上網時間大增，而得到正面的網路曝光增長，只是他將心比心地希望這種塞翁失馬的“福分”可以換作讓疫情儘快過去的籌碼。
馬來西亞獨立音樂勢孤力薄
陳昇聖：Live House 陷“無奈新常態”
説到藉助高上網時長達致數位轉型的可行性，吉隆坡代表性livehouse“現場因素”（Livefact）經營者陳升聖（Shane）可有一肚子苦水。他透露，Livefact主辦的音樂活動一向就沒有任何來自政府的資金輔助，疫情一爆發後，賴以維生的音樂節和專場直接喊停，營運馬上也和馬來西亞當時的政治局勢一樣陷入“緊急狀態”，時長整整一年有餘。
身爲場地提供者，最痛苦的莫過於在沒有收入的窘境下還得付租金保住心愛的場地。Livefact確實藉著擁有場地的優勢，與樂團合作辦了一場預錄演唱會，搭配販售周邊商品來募集營運資金，不失爲數位轉型的先發嘗試，而且也成功籌得兩萬零三百馬幣（約十三萬五千元）；他指出，儘管並沒有達到籌款目標，但足以維持好幾個月的生計；此前因高門檻而從未領過的政府補助金，在疫情這個催化劑的作用下，也以較爲簡便的申請作業和條件成功進賬，再頂幾個月。林林總總加下來，幾個月又幾個月地撐，總算是幸運地勉強維持至今。
雖然中間疫情趨緩時有成功辦了一場現場專場演出，可是原本能容納一百多人的Livefact只能賣三十張票，而且要遵照防疫措施規定大家得乖乖坐在位子上，這對強調現場互動的live house可謂無奈的“新常態”。稍微“慶幸”的一點是，馬來西亞玩獨立音樂的音樂人多數是樂團組合，但各團團員們並不以玩團為正職，因此儘管疫情嚴重，只要主要生計並未受挫的話團還是玩得下去。只不過團員們無法見面練團，只好乖乖認真寫歌，但樂團的火花能不能隔空相互激發揮灑，是團員們該想辦法突破的窒礙。
大馬音樂人海外發展受阻
佳旺：轉往直播平臺轉型迎春天
繼季小薇在2016年成爲第一位摘下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獎的馬來西亞人後，馬來西亞音樂創作人佳旺憑藉《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作曲人身份再度奪下2020年金馬獎最佳電影原創歌曲，成爲馬來西亞因疫情而陷入低潮的音樂圈中，少數逆風翺翔的幸運兒。但佳旺不忘為身邊的中文流行音樂人説話：“在疫情發生前，馬來西亞的音樂人每當有新作品，一定不辭勞苦到國外跑行程宣傳，尋求更多發展機會及空間，因爲在馬來西亞，媒體上的曝光量也好、合作機會也好，都實在太小了。但疫情一來，原本計劃的國外合作及行程都泡了湯，國內早已敲定的商演及廣告工作也都告吹，生計陷入無以爲繼的狀態。”
所幸靠觀衆打賞的素人網路直播平臺在這時紛紛崛起，綫下無法唱的現場，都到直播平臺上隔屏交流。本來就有表演實力的音樂人，就算有空間的阻隔依然無損歌唱的品質，收入破紀錄增長，甚至有月入十萬馬幣（約臺幣八十七萬）的例子，讓直播平臺意外成爲藝人們另一個主要收入管道，不管是一綫甚至二三綫藝人都趁勢而上。
只是佳旺相當坦白：“直播平臺真的就是個‘反正也沒別的事做，就只能做這個’的折衷選擇，但是在做音樂這部分，直播平臺幫不上什麼忙，只是音樂人們吃飽了，那麼不管是錄音還是寫歌還是音樂製作，大家的創作能量還是和疫情發生前沒什麼兩樣，只不過不能飛來飛去開製作會議而已。”
研討會主持人彪民試圖摘掉綫上演出的美好濾鏡：“我在電臺節目中問聽衆對綫上演唱會門票頂價的接受度有多高，大家的答案居然是兩塊到五塊錢馬幣（折合臺幣約十三元至三十三元），而這些願意付錢的人只是少數，大多數的人是真的不願意、沒有意識到要為綫上演出付費。”那麼天價打賞怎麼來的？佳旺給的答案真的很簡單：就是把演出做好呀，看的人覺得好，自然願意掏錢，而馬來天後茜拉（Shila）也在直播平臺辦了場水準在綫的演唱會，確實領到了可觀的演唱費用。
圖片取自五月天臉書專頁
疫情嚴峻下急需轉型 線上演出行不行？
就在去年第一波疫情肆虐時，臺灣許多歌手都辦了不少大大小小的綫上演出，尤其像海內外觀衆津津樂道的劉若英和五月天綫上演出，在全球停擺期間給了無法到現場的樂迷一陣甜頭。這是不是足以成爲一個成功的例子作為參考呢？
台灣代表阿哼說，“高規格的綫上演出多數有大商家金援以維持聲量，與以往辦售票演唱會的目的截然不同，本質非常傳統之餘，大家都有一種“緩兵之計”、“等解封再回到現場”的心態，而不是“準備好要做綫上內容”，沒有從綫上平臺面、觀衆體驗面、演出結構面思考來帶出綫上演出的新樣子。大多數的直播或綫上演出還是和綫下演出的性質差不多，根本不能當作是一種新鮮的音樂產品。
也因爲這些綫上演出並不收費，雖然接受度高了，但觀衆的心態也被豢養得沒有準備要爲數位演出內容付費，更可能只是出於“看個東西打發時間”的消遣，不是因爲對綫上內容開始產生興趣，因此不能視作數位轉型的例子。而且只要品質高、水準好的演出，無論綫上綫下，觀衆還是買單？Shane陳升聖就道出獨立音樂的困境：“疫情期間馬來西亞的綫上演出的確滿頻密的，Livefact的經驗也是‘曾經嘗試過’，但獨立音樂這一塊，還是需要真的是‘live’的live啦。”
隔著螢幕始終如隔重山，加上綫上演出還得增加現場收音、攝影錄製和直播架設等費用，成本水漲船高的時候居然被期待以更低的票價來銷售，兩個因素互相拔河之下的拉鋸戰，根本沒有一個結果。
（圖片取自YUNA臉書專頁）
就如馬來西亞著名歌手Yuna儘管拉了大隊到吉隆坡水族館錄製演出作綫上播出並奪得滿堂彩。這樣的噱頭表演也確實蠻有成果，但是陳升聖覺得，Yuna 這場線上演出成果其實也因為她有其絕對優勢，包括她的知名度，還有制作上的質量，預算也高。但是這對獨立音樂人來說，要達到這樣的高度不容易。
阿哼補充，音樂比起其他藝文商品相對獨特，因爲音樂作品本身無法獨立成爲養活音樂人的主要商品，反而演唱會才是主要收入來源；這道理用在獨立音樂還是超級巨星都相通。所以在無法辦綫下演出的當下，要在綫上創造出和綫下相近的感官體驗，不能只從內容出發，還要顧及演唱會觀衆喜歡群聚的特性。
“就像五月天綫上演出那天大家會聚在朋友家一起收看一樣，如果可以規劃到讓大家在不同地方有一個微型群聚，創造社群凝聚力，那或許會很有趣。”
他舉例，知名嘻哈廠牌顏社在疫情期間推出臺灣首個付費線上直播音樂演出《顏射煮場秀》，結合餐盒、圍裙等等獨特的周邊商品，把登入觀賞節目的QRCode印在上面，讓購票觀看綫上演出的四百多名觀衆可以各自坐在家裏邊吃邊看。納入聽衆坐在家裏的收聽體驗，是另類的現場感，雖然要演變爲長期模式會有點困難，但這無疑也爲同行們引來“綫上演出有觀衆會買單”的曙光，音樂人們可以往這方向去思考“怎麼做才能最少摩擦力”，讓更多人願意為這樣的音樂商品付費。
新加坡傳統歌臺轉線上 草根街頭音樂文化直播人氣高！
只是高品質的影片到底多貴？籌劃FreshMusic綫上頒獎禮影片的玉能最是切身體會，但他丟出一個非常新加坡特色的例子：製作費不太貴的綫上歌臺。歌臺是新加坡草根文化的代表性音樂場景，在空曠的露天場地搭建舞臺勁歌熱舞一番，搭配專業燈光及音響，公衆則免費在臺下隨意走動觀看，看完就上前給喜歡的歌手送上紅包，是一種獨特的街頭演唱會；歌臺歌手多半一人作業，接案趕場策劃演出通通一腳踢。所以陳玉能笑說，某程度上也是獨立音樂人的一種。
疫情殺來時，歌臺也順勢搬到網上去做歌臺直播，雖然一開始稍嫌簡陋，但觀看人數一直高居不下。接著一家有遠見的歌臺主辦公司直接搭起攝影棚，接到替政府宣導居家防疫的企劃案後，便把歌臺原本活力四射、搞笑戲謔的娛樂表演形式完整地重現到直播平臺上，讓沒有綫下歌臺看的觀衆們得以在家和喜愛的歌手們重聚；隨後更發展出接受商家置入的盈利方式，儼然小型娛樂電視節目，收看人數高得令其他媒體望塵莫及。娛樂性，或許也是突破高製作費牢籠的一把利劍吧！
“雖然直播演出品質一般，但看的人超級多。畢竟歌臺文化在新加坡民間深入民心，就如 “賣魚哥”王雷也是歌臺演出身。““歌臺觀眾年齡偏大，很多Uncle Aunty 包括我媽媽為了要看歌臺秀，都願意去突破上網看。直播歌臺秀常常線上同時觀看的有一萬多人，點擊率 多達40萬50萬！”
陳玉能就覺得，為何制作水準一般卻大受歡迎，說穿了就是娛樂性高。雖然在家看線上歌臺秀無法復制現場氣氛，但是如果歌臺秀很有娛樂性，又保住歌臺色秀色彩，包括誇張的服飾造型，笑話連連的短劇等。即使在線上，但歌臺色彩還在。
“雖然不是以娛樂性為主軸的獨立音樂比較難，但是除了在影像上所能發揮的，你還可以稍微思考在娛樂性和音樂性那裏找一個平衡。也許可以有一番出路。”
若回到吸引大量觀衆點擊這一環，不免要迎合主流喜好，佳旺提醒，其實有音樂人在直播平臺上接受點歌後，會穿插引介獨立製作的音樂作品，冀望能平衡兩者間的聲量，或許綫上演出時，比重的拿捏可以再經過更細緻的規劃，以最大化呈獻通俗與晦澀的音樂風格。
電影《侏羅紀公園》有句經典臺詞：“生命會自己找到出路。”此刻，眾音樂人的音樂生命，是否能衝破疫情的重重阻隔找到新的出路，最終的決定權始終落在彼此相互帶動調教的觀衆以及音樂人自己手中。研討會的最後，四位主講者都給出溫暖的喊話：
阿哼給音樂人的提醒非常務實：“做了會燒錢的東西就是不能做，管理好自己的風險控制能力，觀察好現實的每一方面並從中找到更堅實的契機，等到對的時機再捲土重來。”
玉能鼓勵：“音樂人往可以溫飽的方向去闖，有一天或許能從中獲得創作點子；跨界合作絕對可以嘗試和探索；不能消失，engagement還是要有；沒事幹的話，可以研究一下最近最紅的NFT （非同質化代幣），充實自己。”
Shane從獨立音樂人的角度出發：“先不去想你的作品能遇到多少人，而是你自己想給大衆聽到什麼，醖釀作品的能量，時機一到就能把能量發散得更大。”
佳旺的分享比較未雨綢繆：“大家可以先好好沈澱、好好規劃、好好思考疫情後要怎麼馬上以最好的狀態出發。”
